马拉多纳 足球探戈的完成 | 封面人物

　　

视足球为神圣事业的博罗科多在1928年对踢球的小孩（pibe）细致入微的描述，阐释了阿根廷足球的精髓：一个正处于人生过渡期的“pibe”形象顷刻鲜明起来，这个调皮蛋狡诈精明又魅力十足。“足球也被确立为一种可以让童年永驻的运动，是对顽童气质的固化。踢球者因此被免除了（成人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受到鼓励，永远不要长大成人”
他几乎分毫不差地刻画了阿根廷足球的一位“pibe”，并同那首同样写“pibe”的探戈《孩子的梦想》一样，预言或激励了阿根廷伟大足球运动员的诞生。现在我们知道，这位“pibe”叫迭戈·马拉多纳。此刻，全世界热爱阿根廷足球的人在向他脱帽致敬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全文约9345字，细读约需22分钟

孩子的梦想
马拉多纳去世的消息传出，正是北京时间的午夜。许多阿根廷球迷的第一反应是——求证。这些年中，如同马拉多纳多次宣布退役那样，不止一次传出这位阿根廷球王“去世”的“消息”，最后都被证伪。此刻，求证的人中有李松。他是北京一家体育地产公司的高级经理。睡觉之前，他在一个阿根廷球迷微信群里看到了这则过于令人震惊的消息。各种西班牙语媒体的新闻截图被陆续放到群里。他赶紧上西班牙语网站浏览新闻。越来越权威的消息发布了——这次是真的。那天夜里，许多阿根廷球迷失眠。
我在阿根廷驻华大使馆门口见到了李松。这是他第二次来这里悼念马拉多纳。门口放满了各种鲜花、球衣、烟、酒、留言条。李松告诉我，他所在的阿根廷球迷群，有的外地球迷没法来北京，托人将哀挽之意送达。他给我看了一段视频，一个西班牙语声音深情说道：“今天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打击，但从没有一个像今天这样。我想躲避这个消息，像你无数次盘球过人那样。但我不能。我默默无语，我茶饭不思。我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李松出生于1980年，他出生的年代伴随着电视在中国的逐渐普及，1990年，他跟随父亲目睹了电视上的“意大利之夏”。阿根廷和联邦德国的决赛中，马拉多纳在亚平宁半岛夜空下的眼泪打动了他。他成为了马拉多纳和阿根廷的球迷。他让家人花七十多块钱买了一只皮质手缝足球，在一块空地上开始了自己持续至今的爱好。这是马拉多纳带给他的爱好。他带着自己5岁的女儿来到大使馆门前悼念之处。“我想看看她的反应，”李松接着说，“当然，她还小，对足球对死亡都不了解。”
马拉多纳深刻影响着成长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足球迷。这一次，大都是孩子在安慰爸爸。大使馆门前，张苏也是带着自己的小孩来怀念马拉多纳，同时也是怀念自己的青春。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正值张苏高考冲刺时间。他没法完整观看全部比赛。“我妈妈当时很明智地请了一个月假，在家为我做饭，做饭之余，她完整地看了世界杯，我回家时，她还跟我讲谁赢了。从此我妈妈喜欢上了足球。”对马拉多纳的评价，张苏妈妈说就像“老争争”一样。“老争争”是他姥姥家的一个邻居男孩，长得又矮又壮实。外貌平平的马拉多纳凭借足球赢得天下名，这是一个永恒的励志故事。
张苏在马拉多纳悼念处完整地播放了《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这是阿根廷球迷耳熟能详的歌曲，并大声地唱出了其中段落。1986年之后，阿根廷至今未能再次捧回大力神杯。30年中，每次阿根廷的世界杯之旅几乎都以这首歌作为结束。不管马拉多纳身处球场何处，球场、教练席、观众席，他都是特写镜头特别关注的对象。无论场上场下，转播镜头内外，阿根廷的拥趸们都期待他上帝一般的神力能让阿根廷再次抵达冠军之巅。此刻，他们希望马拉多纳的在天之灵保佑梅西的阿根廷队能在卡塔尔得偿所愿。
2020年11月26日，北京阿根廷驻华大使馆，一位球迷悼念马拉多纳
大使馆门口，阿根廷公使胡安·纳瓦罗正和欧占明说起这几天的悼念活动。欧占明是阿根廷驻华使馆的文化顾问，门口的那件马拉多纳亲笔签名球衣和大力神杯模型都由他摆放于此。他负责这次悼念活动。“这是今年新冠疫情以来，阿根廷大使馆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活动。”欧占明说。大使馆为马拉多纳降了半旗。
欧占明近距离见到马拉多纳是在2010年。彼时，马拉多纳作为主教练率领的阿根廷队在南非世界杯上输给了宿敌德国队，他辞去了教练职务，回到阿根廷，在埃塞萨机场附近的阿根廷国家队训练基地召开新闻发布会。欧占明作为记者在那里等待了4个小时。他坐在记者席正中间。马拉多纳到来后，看了台下的记者，对着欧占明说——那个中国人，请让一让，你挡着摄像机了。“当时只有我一个来自东方的文字记者。”欧占明说，“在会场里很显眼。”马拉多纳没有接受任何采访。他说了几分钟话便离开。那是他作为阿根廷国家队主教练的最后时刻。
欧占明曾在阿根廷生活多年，他为阿根廷人对于足球的热情所震撼，同时他也热爱探戈，是探戈的资深研究者。他觉得理解了足球和探戈，才能理解阿根廷。“阿根廷人欢乐的时候看球，悲伤的时候听探戈。”这两样事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阿根廷这个国家。
在摆满探戈书籍的书架前，欧占明在手机里找到一段马拉多纳演唱的探戈视频，播放给我听。这是1988年的马拉多纳，他非常深情而投入地唱着探戈。“这首探戈很经典，马拉多纳唱得很好。”探戈的名字叫《孩子的梦想》（El sueño del pibe），歌词描述的是一个在郊区踢球的孩子，突然收到一家足球俱乐部的邀约，请他到球队试训。孩子备感兴奋，觉得自己离足球明星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有人在陋室门口敲门
邮差的声音可以听得很清楚
孩子带着所有的渴望
飞快地跑到白色小门口
毫无停下来的欲望。
“妈妈。妈妈。”他大喊着走进母亲身边
母亲奇怪地从池塘边站起来
孩子又哭又笑地对她说
“俱乐部今天给我发邀约了”
亲爱的母亲
我要赚很多钱
我要成为巴尔多内多（旋风竞技俱乐部球星）
成为一个马蒂诺（圣洛伦佐俱乐部球星）
成为一个博耶（博卡球星）
西部阿根廷人俱乐部的伙伴们说
我的罚球次数会比伟大的贝尔纳贝还多。
你会看到
当在球场上我的罚球在喝彩时
那将是何等美好！
那晚睡觉时，小伙子做了个梦
是他一生中最美的梦
球场上座无虚席，周日晴空万里
他最终首发出场。
离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
比分还是0比0
他拿起球，内心非常平静
凌空一射，皮球越过所有人，直面守门员
这一脚打破了平局的比分。

马拉多纳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将“巴尔多内多”的名字改成了“马拉多纳”。这首探戈由阿根廷词作家雷纳尔多·伊索作于1942年，几十年之后，马拉多纳用自己的双脚完成了对这首歌最好的诠释。
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阿根廷对阵比利时，马拉多纳遭遇多名比利时球员围堵

探戈
说起足球和探戈，欧占明便滔滔不绝，他已经翻译了好几本关于探戈的书，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卡洛斯·加德尔的书。卡洛斯·加德尔是阿根廷探戈的名片，他的《一步之遥》几乎成为了探戈的代名词。
卡洛斯·加德尔在1935年去世，但直到现在，阿根廷主流媒体都还时不时会报道他。他的歌没有“过时”的概念，甚至许多阿根廷人如今都还在模仿他的时尚穿着。“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欧占明说，“最近又有历史学者写了一本他（卡洛斯·加德尔）的传记。”
欧占明会回忆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佛罗雷斯区的公寓里听到探戈的日子。他在那里知道了《一步之遥》《回归》《你爱我的那一天》。他对探戈的认识最初来自加德尔。
探戈让布宜诺斯艾利斯充满往昔的怀旧气息。
英国著名足球记者乔纳森·威尔逊第一次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便被此氛围所打动。“这座城市有一种褪色的辉煌，时刻渴望着能够旧日重来，哪怕魂牵梦绕的往昔大半已被神化。”
他享受那里的美酒佳肴，并对当地人讨论足球的方式深感兴趣。“大多数阿根廷人消磨时间的方式似乎就是喝咖啡或饮马黛茶，还喜欢边喝边侃侃而谈，一切都逃不过他们的理论分析：政治、文学、足球……对许多人来说，仅仅取胜是不够的，胜利的方式还必须符合特定的理念。”
他开始研究阿根廷，回望阿根廷在一张白纸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理想主义的出现因此不可避免，而理想在现实面前的幻灭同样不可避免——阿根廷摇摇摆摆于乌托邦主义与犬儒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这是威尔逊的观察，他不只是一个足球记者。
深入阿根廷的威尔逊有了新领悟：足球是这一个过程的核心，因为长期以来，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西班牙人还是意大利人，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左派还是右派，对蓝白间条衫的支持是团结社会各阶层的惟一因素。“只要谈到阿根廷民族性，国家队的风格表现便成为了无可回避的关键话题。”也许不仅在阿根廷如此，比如在我国，“怀念马拉多纳”让年初因为疫情而撕裂的微信朋友圈暂时惊人地获得了某种意见相似的“弥合”。
1982年，西班牙，马拉多纳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在与巴西队的比赛中，马拉多纳因犯规吃到红牌被罚下场
足球从来就不只是足球。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阿根廷的《图片报》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足球在阿根廷国民性格成型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国民性格对阿根廷足球风格的影响。这很像欧占明跟我多次提到的探戈对阿根廷国民性的塑造。这是深及灵魂的两种阿根廷元素。
我听了许多次欧占明发给我的那首《孩子的梦想》。在西班牙语里，孩子被称为“pibe”。这是一个亲切的称呼。
大卫·戈德布拉特在他的经典著作《足球是圆的》里说：“它（《图片报》）经常语带说教，每每发人深省，且自觉地使用新式词语。最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种从历史角度、用比较方式进行体育报道的新闻模式。”威尔逊激赏这样的修史一般的写法。在他看来，当欧洲的报纸只是在写周末的一项取悦大众的运动时，《图片报》却像是对待作家作品一样对待一场比赛。
从1920年代开始，探戈在阿根廷进入了“新时代”，也被称作“德卡罗时代”。探戈的经典之作开始形成并流传。与此同时，阿根廷的媒体同样在“灵魂”的深度上探讨阿根廷足球。
彼时，《图片报》的主编是乌拉圭人里卡多·洛伦索·罗德里格斯，他的笔名——博罗科多——更为人所知。拉普拉塔河位于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博罗科多研究足球多年，形成了拉普拉塔河足球发展的理论。1928年，他曾在文章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流逝，盎格鲁—萨克逊人在足球界的影响力完全消失，冷漠的黏液气质被更加激动不宁的拉丁气质取代，这是合乎逻辑的……拉丁气质与英国气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那么一成不变、纪律严明、有条不紊，因为拉丁人不会牺牲个人主义来维护集体价值。”
20世纪20年代，美国处于大萧条时期，好莱坞电影提供了某种逃避现实的手段。在世界范围的工业化进程中，足球在阿根廷的作用和许多足球强国相似——个人可以借助足球场作为造梦之地，暂时逃离枯燥的工厂生活。这就是为何工业发达的地区会有更多的踢球者，贫民窟更多足球爱好者。
视足球为神圣事业的博罗科多在1928年提出，应该为踢球的小孩（pibe）建一座塑像，而且，他对塑像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一个pibe，脸蛋脏兮兮，满头梳子无法驯服的乱发；眼睛像是会说话，眼神聪慧，狡猾，左顾右盼，注目的时候眼内波光流动，似乎预示着即将发出恶作剧般的大笑，然而唇间却不露笑意，嘴里细碎的牙齿可能已被隔夜（干硬）的面包磨损。他的裤子上粗糙的补丁叠补丁；背心则是阿根廷的蓝白间条，领口很低，因为穿得太久，出现无数鼠咬般的小洞。一条绑在腰间的布料像肩带一样穿过胸膛，用作裤子的背带。膝盖上布满结痂的伤口，没有感染全靠老天眷顾；赤着脚，如果有鞋的话，那么脚趾上的破洞证明他穿这双鞋射过太多次门。他站立的姿势必须很特别，看起来好像正在盘带一个破布球——这很重要：不能是别的球。必须是碎布做成的球，最好用一只旧袜子捆起来。如果竖起这座纪念碑，一定会有很多人向它脱帽致敬，好像进入教堂要脱帽致敬一样。
乔纳森·威尔逊认为博罗科多细致入微的描述阐释了阿根廷足球的精髓：一个正处于人生过渡期的“pibe”形象顷刻鲜明起来，这个调皮蛋狡诈精明又魅力十足。“足球也被确立为一种可以让童年永驻的运动，是对顽童气质的固化。踢球者因此被免除了（成人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受到鼓励，永远不要长大成人。”
看到这里，我们会被1928年的博罗科多所震惊，他像从未来回来一般，几乎分毫不差地刻画了阿根廷足球的一位“pibe”，并同那首同样写“pibe”的《孩子的梦想》一样，预言或激励了阿根廷伟大足球运动员的诞生。现在我们知道，这位“pibe”叫迭戈·马拉多纳。此刻，全世界热爱阿根廷足球的人在向他脱帽致敬。
1986年6月29日，阿根廷队在墨西哥世界杯决赛中以3比2战胜西德队，马拉多纳（中）高举大力神杯

自由人
现在来看看这位出生于1960年的“pibe”对于童年踢球经历的描述：

我从小就喜欢踢球，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玩球，的确不知道。我踢球是从踢后卫开始的，我从小就喜欢当“自由人”，即使现在也喜欢踢“自由人”，尽管现在人们担心我的心脏会出问题，不让我碰球。当“自由人”你可以从后场看到一切，整个足球场就在你的前面，你控着球，“往左！”我们就跑向左边，“往右！”我们就跑向另一边，你就是全队的灵魂。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管他妈什么“自由人”不“自由人”，就是一个劲地跟着球跑，把球控在脚下，踢它。对我来说，踢球是唯一的乐趣。这种感觉我一直都有，直到现在也是这样：给我一个球我可以尽兴地去玩，我要宣泄自己，要取胜，要踢得漂亮。

此时的马拉多纳有的是“pibe”对足球的天性，但他身处的环境无限地激发了这样的天性。这有足球的环境，也有阿根廷的环境。
他小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总在那“七个小球场”踢——那是几个大的牧场。虽然是泥地，跑起来灰尘飞扬，但就好像“我们在温布利球场顶着浓雾踢球”。他的父亲所在的红星队和另外一支三面旗子队就在这里踢球，就像“博卡和河床”。
马拉多纳感激自己的父亲，不只是足球。“我很感激自己的父亲，我从来没有缺少吃的。所以我才有健壮的两条腿，尽管我比较瘦小。我们那里的许多家庭的孩子不是每天都能吃饱肚子的，他们比我更容易感到累，这样我就显得与众不同：我吃得饱，我的双腿很有力。我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我生来就是踢足球的，会成为我现在这个样子。的确，我有我的梦想，我梦想出现在电视上，当我已经有名的时候我说我的梦想是踢世界杯，要让阿根廷队成为世界冠军。但这是所有孩子的梦想。”
这是60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足球梦想上，跟现在没有太大差别。“去一趟布宜诺斯艾利斯，如果不看一场球赛，跳一场舞会，还真是白去。”欧占明说。
足球和探戈是最容易让阿根廷人追怀过去的凭借，并以此确立“现在”。用乔纳森·威尔逊的话说则是——阿根廷笼罩着一种“本来可以这样阔”的追悔，笼罩着因预期的荣耀未曾发生而引起的沮丧和悲凉。“事实上，唯有在足球领域，阿根廷早期表现出来的潜力才未被辜负，或许这正是阿根廷人嗜球如命的根本原因。”威尔逊的分析独到而精辟。
尽管阿根廷已经30年未尝世界杯冠军之味，但放到更长的时间和更广的领域中，足球确实并未辜负阿根廷太多。一个2500万人口的国家，拿过两届世界杯冠军、3届亚军，14次美洲杯冠军。在俱乐部层面，也曾24次举起解放者杯。在世界范围内，被称作“球王”的原本只有贝利和马拉多纳，现在有了第三个——梅西。
2010年7月3日，在南非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后，阿根廷队主教练马拉多纳（左二）在比赛后安慰球员梅西（右二）。阿根廷队以0比4负于德国队，无缘四强
球王梅西和球王马拉多纳在阿根廷人眼中，还是差着量级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梅西没为阿根廷捧回过世界杯冠军。尤其是像1986年那样，以“一个人的世界杯”的方式捧回冠军。这样的夺冠方式放到全世界足球运动员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一个国家因为足球而获得了一切。
而在此之前，马拉多纳在和梅西相仿的年龄，却没能跟随主教练梅诺蒂参加在阿根廷本土举行的1978年世界杯。“我妈妈在哭，我爸爸也在哭，我几个弟弟和姐姐都在哭。他们对我说，我是所有人中间踢得最好的，他们让我不要着急，说我以后将会踢上五届世界杯……说归说，但是他们还是在哭。这是最令我伤心的事，那一天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凄惨的一天。我发誓，我一定要励精图治，进行报复。”
虽然无法赞同“瘦子”教练梅诺蒂在1978年的选择，但马拉多纳欣赏梅诺蒂的执教风格，并认为这就是阿根廷的风格。这是博罗科多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描绘过的风格。
“阿根廷足球自成风格，而这种风格迫切地需要我们去恢复。我将阿根廷风格简单定义为梅诺蒂风格。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真正开始能够和国际上其他强队抗衡的时候，正是梅诺蒂开始认真带队的时候，那是在1974年，也就是说在1978年世界杯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马拉多纳的回忆。
彼时的阿根廷正处于军政府时期。足球受到军政府关注。军政府认为胜利能够提升爱国主义。“军政府不喜欢探戈，庇隆下台后，探戈在走下坡路。”欧占明说，“你知道阿根廷的‘肮脏战争’么？许多阿根廷人都消失了，更别说探戈了。”
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前的梅诺蒂，对球队周围的口号感到不安。他强调：“我们只是踢球，不是保疆护国。”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为阿根廷伟大的足球传统而战。
梅诺蒂在一直倡导阿根廷足球风格的《图片报》上阐释了他的足球理念：

我们不能有这种观点，那就是要赢球，我们必须像欧洲人那样踢。认为我们的体格不足以应付他们是错误的。当我们和他们踢友谊赛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我们的防守在他们技术球员的进逼下苦苦挣扎：我们缺的不是速度或力量。

我决心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球队：控球、轮换和无休止的进攻，并以一名极其聪明的中场指挥家来平衡……没有进攻意愿的防守毫无难度，你龟缩在后场就是了。我们不打算仅仅踢一届世界杯，我们要赢一个世界杯。

阿根廷人在雪花飞舞一般的纸片中第一次捧回了世界杯。夺冠之后，梅诺蒂辞去了国家队主教练职务。接替他的是比拉尔多。这是两位足球哲学迥异的教练。“整个国家都忙于扫除军政府统治下的实用主义，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拥抱民主政治，国家足球队却改弦易辙，从梅诺蒂（公开承认）的浪漫主义，转向一个只顾结果、不择手段的人。”这是威尔逊的分析，“从各方面看，比拉尔多上任后的八年是阿根廷足球苦苦挣扎的八年。国家队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十年的胜率像1981-1990年间那么低——但就在这十年内，阿根廷两次打入世界杯决赛，一次夺冠。”
取得不可思议成绩的关键人物显然是马拉多纳。如同许多次世界杯一样，1986年的阿根廷队在赛前并不被看好。唯一的变数就是马拉多纳。要知道，当时正从肝炎中恢复的马拉多纳已经有三年没代表阿根廷国家队踢过球。但比拉尔多则确认，马拉多纳是墨西哥世界杯唯一肯定首发的球员。
阿根廷与英格兰的四分之一决赛成为了世界杯史上最著名的比赛，被不同国家的解说员用不同语言传颂至今，成为足球运动最为精彩的瞬间。马拉多纳后来是这样说的：

尽管我们在这场赛前常说，足球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许多阿根廷年轻人死在了那里……我们这场比赛是一场报复……在某种意义上是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我们在比赛前都表示，不要把两件事混淆起来，然而，这是自欺欺人。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件事。

连过五人的进球，是马拉多纳在孩童时代就梦寐以求的。“我们在农村小球场做类似的动作时，我常说，这样我们就会让对手晕头转向，神魂颠倒……事实是，我也说不清楚，当我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球的时候，当年的梦想实现了，我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马拉多纳实现了一个个“报复”之举，他登上了墨西哥世界杯的冠军领奖台，他将足球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了那个在几十年前被足球和探戈共同预期的“pibe”。
1990年8月7日，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决赛，阿根廷0-1不敌德国，马拉多纳试图突破布赫瓦尔德（左一）和马特乌斯（右二）的防守时被绊倒

一步之遥
1986年，在时任阿根廷总统阿方辛的安排下，马拉多纳手持大力神杯，在玫瑰宫的阳台上跟民众见面，他感到自己就是胡安·多明戈·庇隆。“一直以来我都是庇隆的支持者，为了继承我母亲的遗志，也为了艾薇塔，我也会一直支持他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由于我们有些大男子主义，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只是在说庇隆这样，庇隆那样，我们却忘了艾薇塔也是伟大的人物，非常了不起。”马拉多纳曾在他的自传里回忆。
马拉多纳热爱庇隆主义，他说，“如果哪一天我从政了，我一定会选择这个阵营。”
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火锅店，欧占明说起了庇隆主义。“阿根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这个国家的政权在左右摇摆，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现在阿根廷的政府是左翼，上一任政府是中右翼。阿根廷最核心的意识形态是庇隆主义，一直被解释为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道路。这是阿根廷特色。庇隆在1946年上台，二战期间，推广他的意识形态。庇隆主义是要扶持工人阶级，主张增加福利，企业赋税很重。强烈的保护主义，保护本国的企业和劳动者。阿根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工会的权力非常强大。强大到只要工会开口，企业就没法不听。阿根廷的罢工特别多。”
马拉多纳喜欢跟底层人站在一起。他会说自己代表“南方”。他在俱乐部取得巨大辉煌的那不勒斯队是南方的球队。“对于强大的意大利北方来说，我和那不勒斯队简直对他们出了一记重拳，可以算是一场暴击。不止那不勒斯，一直往南，整个意大利南部都爱我。所有贫穷的南部人民都爱我。我就是他们的旗帜，一面代表贫穷的南方对抗强大的北方的鲜明旗帜，这面旗帜代表着贫穷的南方人打败了富有的北方人。”
马拉多纳是拉美许多左翼领导人的朋友。他的胳膊上文着切·格瓦拉，腿上文着菲德尔·卡斯特罗。
他喜欢古巴，喜欢哈瓦那。他在那里戒毒、减肥，重新回归生活。他的回忆录都是在哈瓦那开始写的。“晚上，当我学着抽哈瓦那雪茄的时候，我便开始回忆过去。当一个人心境坦然，尽管犯过错误却不感到后悔的时候，回忆往事是件十分惬意的事。”
2005年10月26日，古巴哈瓦那，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录制阿根廷足球明星马拉多纳的电视节目“十号之夜”时与他一起玩球
马拉多纳对第一次和卡斯特罗的见面记忆犹新：1987年7月28日星期二。卡斯特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他。“我当时紧张得连话也说不出来。”
卡斯特罗对马拉多纳讲了一件令他吃惊的事：他说他当年踢足球时，是“极右”（注：踢的右路）。于是，马拉多纳对他开玩笑说：“怎——么？你是‘右派’，你应该是‘左翼’嘛。”卡斯特罗送给了马拉多纳他戴的军帽，并签上名字。
这些交往更能影响马拉多纳。他的感性远远高过理性。每次世界杯他都在看台上供应各种“表情包”和夸张的动作。他是一个情绪奔涌之人。
1994年美国世界杯小组赛D组阿根廷4-0击败希腊，马拉多纳和雷东多庆祝进球。这也是他在世界杯上打入的最后一个进球
2014年，是阿根廷国家队在马拉多纳退役之后，离世界杯冠军最近的一次。超过十万名球迷去往邻国巴西观战，总花销约为2亿美金。这对于债务累累的阿根廷来说，外汇储备因此进一步缩减，对比索的汇率造成极大压力。
在过去的这些年，投资者拒绝接受阿根廷政府债券违约造成的巨大损失，同时，阿根廷政府也不肯免去他们多年的盟友古巴的债务。
在马拉多纳刚开始为足球之路努力的1973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府从阿根廷借款12亿美元，用于购买阿根廷生产的汽车。由于资金缺乏，古巴很快就停止了偿还债务。利息越滚越大，而古巴在1984至1989年间又借了更多的款项……
不知道马拉多纳在跟他的左翼领导人朋友们交往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这些数字。他的一生看上去对比分牌上的数字更敏感。这些复杂的数字大概超出了他理解的范围。他可能连自己私生子的数字都不太清楚。在他死后，他的私生子们又开始冒了出来，就像他会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将皮球一次次送入球门。
北京的冬天，太阳过早地西坠了。看着手机里不断更新的马拉多纳去世的新闻，就像阿根廷作家罗伯特·阿尔特笔下描述的那些浑浊而迷人的片段：“一束阳光从半开着的镶着不透明玻璃的门射进来，仿佛一条硫磺棒，将黛青色的氛围切成两半。”
在结束这篇告别马拉多纳的文章之前，我又听了一遍《孩子的梦想》和《一步之遥》。马拉多纳的人生仿佛从前者开始，终结于后者。
《一步之遥》（Por Una Cabeza）的音乐穿过窗户，漫入一片黛青色：

神气的马儿总是一马当先，

不紧不慢，先行一段，

当它回头时，

似乎要说：

别忘了，哥们，

你知道，赌博这玩意儿可不能玩。

……

受够了跑道，

一个赌局完了，一个闹腾的结局我已经不去看了。

但是如果还有哪匹马在周末能让我赢一把，

我将押上全部身家。

要不然我还能做什么！

马拉多纳如同不羁的马儿，用尽各种技巧，跑完了他真实的一生。再见，迭戈·阿曼多·马拉多纳。

（参考资料：《我是迭戈——马拉多纳自传》《马拉多纳自传——我的世界杯》《探戈——社会见证者》《探戈艺术的历史与变革》《脏脸天使——足球阿根廷史》《阿根廷正义主义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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